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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善因恶果，恶因善果，都是常有的事

利益固化似乎是一种地心引力，打破固化、静止、内卷的只有开放

既然偶然性是世界进化的催化剂，开放就会增加内外冲击，增加偶然性

如果历史是偶然的，那么很多工作将会消失，意义也将不存在，学习也就不再是那么必须，所以必须找出必然性和规律，这并不容易，用有限去比拟无限，表达的不是客观，而是意见或者经历而已；随后，人们通常会陷入自我设定的逻辑和意义中，遗憾的是，大部分逻辑和意义并不客观，不具备可重复性。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会编制自己的意义，所以，我们屡战屡败，但是我们还是选择继续编制，历史的虚无是人类无法接受的。

公元1500年前后发轫于西欧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随后的工业革命，对于现在世界的成就和格局是决定性的，这是客观的，不过大家总结的经验却是充满争议性的。

在我上学读书那会儿，是制度经济学成为校园课堂里和学术讨论上最热门的话题，大家都觉得找到了经济发展的钥匙，是言必称制度产权的年代，一度我都觉得隔壁学货币银行学的很low，很多年以后，意识到真实的世界是有摩擦力的，远比制度产权涵盖的要复杂，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包治百病的制度，制度的总结也经常是后人站在现在说过去，并且自己浑然不知，很多时候我们总结现在的事情都众说纷纭，更不用说总结过去了。

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有一种可能的视角是，经济发展的大致要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的第一章就已经说完了，分工和协作，如果说有分歧，也可以说是如何创造分工与协作，至于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技术大多是分工协作的产物。至于意识形态和观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以解释大部分；所以发展是最硬的道理，大部分问题在发展以后自然会派生出来，也会大部分解决。

光荣革命是制度学者的一个重要学术节点，光荣革命之前的王权也是竭力保护产权，以前是保护贵族阶级的产权，光荣革命以后保护商人阶层，都是保护，保护谁有变化，很重要。不在于产权清晰本身，也不在于保护与否，在于保护谁，西方世界保护了最具生产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前是保护土地贵族，那么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这就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有眼光，找出你应该保护谁，延伸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和当年的区别，现在不是温饱的问题，这是过去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在信息社会应该保护谁，怎么保护，同时当年是王权，现在是民主社会，如何保护某种产权，最具生产力的产权，同时兼顾民主社会的诉求，这是现在的问题，再在旧经验里找是不是有点找不到的感觉。以前教科书上说的看不见的手解决了所有问题，那是神话，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否发挥作用，发挥多大作用，前面还有那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以前都被有意无意的藏起来了。看得见的手搞得不好的例子也是大把，但是看不见的手运转的好的，背后都有一只运作良好的看得见的手。

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有人已经做过总结，大致是华盛顿共识那一套，高帅富大家都看见了，对怎么长成高帅富有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理念，直接建议整容成高帅富其实是很多人开出来的药方，削足适履在生活中没人会这么干，但是在经济建议中很多人这么干；怎么长成高帅富的，有人总结为新教伦理，有人总结为西方人聪明，有人总结为西方社会独特的基因，也有人认为是一连串的偶然，李约瑟应该问的是为啥英国运气这么好，而不是为啥中国没有发生，其实没有发生很正常。

一个人遇到一连串的偶然事情，通常反应有两种，谨慎或者是“天降大任于我”的自信，不幸的是第二种是人类的正常反应。

我们来重述一些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并串起来，看看能不能说出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沿着初始条件、利益格局和外部冲击来梳理一下。既然言必称两希，我们先看希腊，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梭伦改革前，大量的“六一农”（被利息是六分之五的高利贷压迫为奴者）存在，很多公民变成奴隶，动摇雅典的社会根基，大量的中产小康变成奴隶，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梭伦改革的基本要点就是抑强，扶贫，强中；让希腊的公民社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那时在那里公民权按照财产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从开始就是很自然的，这个传统一直到美国的制宪会议都是没什么异议和天经地义的，汉密尔顿们看来政治权利和财产权的多寡挂钩是很自然的，这也是符合传统的；因此，财产权的相对公平分布是民主社会的前提，其实是有逻辑传统的，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地方这一前提其实已经被严重破坏，比如美国现在前1%的人占了财富的20% ，前20%的人占了80%以上的财富。现在史书上说的希腊人的贵族气质说的都是公民，和奴隶没啥关系，那部拍得很美的电影《飘》的背景是南北战争，主人公是那些勇敢的保家卫国的南方贵族，其实背景是南北方的庄园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冲突，也可以说成是解放农奴的战斗，其实这只是副产品，农奴就是会说话的牲口，早先供应充足的时候恨不得不许生育只许劳动，很遗憾的是我们普通人看的文艺作品都是描绘1%不到的人的生活的，其实离我们很远，然后我们以为历史就是这样的，其实误差和落差很大，过着99%的人的生活现实，看着1%的人的生活，以至于真有社会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时候其实并不符合传统。然后是两大城邦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个很不一样的城邦，一个优雅的雅典，一个野蛮的就知道准备战斗的斯巴达，所以战争很容易归结为意识形态，其实是利益，城邦的利益，当然他们在出征前一定也在广场上喊一些好听的没有利益的口号；结果是先出手的更加富有文明的雅典战败，以后还会经常看到更富的国家也打不过野蛮人，（比如日耳曼和罗马，宋和北方蛮族，直到后来基本上是更加强大的，或者说更加强大的联盟最终大都是胜利的，其实背后主要的改变是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是武器，冷兵器固然也有代差上的区别，但是和热兵器的代差相比，有代差的要获胜需要付出的代价那是非一般能承受的；这里延伸的问题是技术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时候是方向性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民主的雅典决策效率低和党争。

雅典的希腊翻篇了，翻篇还有一个背景是善于、并亟需贸易的雅典人发展了借贷、金融等，带来便利的同时，财富观念的改变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冲淡了家族、公民这些概念，雅典娜也就不再神圣了，出现了雇佣军，战士的责任不再是公民的义务，没有神圣的光芒，古典的希腊也就结束了，这一点我们在古罗马、基督教的衰亡的时候会重见一次，也是理想不再，全是利益苟且。

古希腊以后是马其顿王国，马其顿王国在两希的传统中不重要，我们直接来到古罗马，古罗马会产生很多现在还很重要的概念。古罗马的起家也是靠抢劫，类似秦朝的商鞅变法，建立简单的在战争中抢劫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是起家的时候不像秦朝有个秦王，几个城邦也不大，形成大家商量着来的传统（早先的时候以军功论似乎是普遍现象，在生产力不够的情况下，大家联合起来干翻敌人，然后分果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军功，周人带领大家一起打败商人，然后封建，自己就留不大的一块地，也没有常备军，等着诸侯勤王）；罗马的公民也按照财产分成几个等级，打仗自带装备，装备差的风险大，且抢到的有限，下了战场还欠一屁股债，可能成为奴隶，这个矛盾很大，平民公民不干了，经过持续的斗争，最后达成的成果是不得以债务为由将将士沦为奴隶的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这个法的意义是贵族任意解释的习惯法变成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成文法，并逐步形成按法律办事的传统，罗马法的出现，不是恩赐，是各阶层矛盾爆发的产物，权利都是靠斗争获得的，靠自身实力得来的。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奴隶制的消除也是劳动力的供求发生了变化，还有很多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是类似，都是利益在背后权衡，民权的上升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各方谈判力随之改变，不是恩赐。

罗马法里面的程序正义、财产私有、权责对等一系列概念是历史性的，是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古罗马有着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叹为观止的公民制度，立法司法行政，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但是最后古罗马还是消亡了，再好的制度在流动的社会面前也是很难永葆青春的。古罗马就是一个建立在持续战斗的基础上，他们的主业是征战抢劫，被征服地区的财产和居民都是战利品，抢劫刚开始时候的动力来自财富以外还有荣誉感，抢劫是一个不断奔跑的游戏，不能停下来，停下来财富的流入量就会减少，就会开始内卷。

罗马从公元前753年一路抢劫，到公元前2世纪末版图基本已经饱和，流量生意做不下去了，只好开始做存量生意，内卷加剧；在有流量的年代，世袭贵族掌握的元老院和平民一起去抢别人，虽然抢回来分赃也不均，但是好歹有点类似帕累托改进，勉强相安无事，不断博弈妥协，比如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第一位平民执政官；不断征战还出现了一个职业军人集团，骑士阶层。到公元前1世纪初，矛盾还是以内战的方式爆发，平民不干了，平民和贵族对着干的时候骑士阶层壮大了，全面兵制变成了志愿兵制，服从元老院变成了服从军头，成分也从公民变成了无产者，凯撒就是一个大的军头，最后罗马也从共和制变成了罗马帝国。

财富积累改变着罗马人的生活，改变他们的道德观，改变了他们为了荣誉而战的传统，就和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以后，都被中原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同化了，也就不再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就不再能够控制依然在马背上的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以前的技术水平下很少有人既能控制游牧民族，又能适应中原的农业-税收的社会，达到长期的和平。罗马最后还是进入了分赃不均、钱生钱扩大贫富差距，荣誉信仰不再，道德沦丧，加速内卷，最后堕落灭亡。看起来“很好”的开始，带着荣誉去抢劫，抢劫持续成功了，就有了财富积累和分化，生意模式就会变，开始的荣誉感就不会再有，因为接下去就是内卷，底层公民成为内卷的牺牲品，最后帝国也卷没了，抢劫长期来看是一种很差的生意模式，抢完以后能够顺利从良的很少，开始的时候是个流量生意，参与者即便是底层的好歹也能抢到三瓜两枣，勉强相安无事（大量高增长的公司是看不出问题的，一俊遮百丑），抢的差不多的时候，通常是外部的抢完以后开始内部抢，高税收、罚没，统一货币以后还有货币贬值。那些看起来很完美的制度也无法阻挡罗马的消失，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有好的微观基础的配合。这个节奏基本上和我们古时候朝代更迭的主逻辑一样，开始的时候都是带着理想出场，后面就是内卷，皇权和平民之间，经常漏掉的还有官吏绅和平民之间的卷，主要手段也是税费和货币贬值，不同的是我们的循环一直搞了2000多年直至清朝灭亡，他们到后面这个循环改了，税费、货币贬值这些手段受到很多制约，这些工具的使用受到很大制约，部分得益于有偶然性的大航海，他们卷的方向逐步改成外卷，向外抢劫，我们古时候一直还是内卷，几乎没有外卷。

罗马的内卷，使得自己的公民的兵源都不够了，和雅典一样，他们也用起了雇佣军，来自北方蛮族日耳曼族的雇佣军最后废掉了西罗马，日耳曼蛮族一系列分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统一的罗马进入了无数城邦的年代，商业衰落了，因为城邦自给自足，也没有特别牛逼的城邦主，邦主之间互相是平等的关系，不服有矛盾也是靠拳头解决，这些就是基本的规则。

古罗马的年代，两希的希伯来开始出场，基督教的出身是卑微的，他发展了犹太教，得救的不只是犹太人，得救的也不是现世，而是最后的审判，灵魂得以升天，末世论变成救赎说，这样基督教在时空上得以无远弗届，普世了。同样面对无尽的苦难，犹太教靠的是律法和总会有一天会得救的信念，复仇心、希望和高人一等的暗示支撑了他们；基督教说靠信仰灵魂就能得救，给所有人，尤其是最底层的苦难者创造了希望。基督教刚开始传教的时候是罗马鼎盛的时候，也是贫富差距极大的年代，基督教基本上就是一个被不断迫害的宗教；但是他对那些此生很难享受到幸福的奴隶和无产者平民带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希望，现实的绝望，赋予了他们希望，弱势群体接受了基督教。从无道的尼禄皇帝公开迫害基督徒到公元313年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这期间就是不断迫害，反而激起更多此生已经无望的底层群体前赴后继的殉道，灵魂得以升天，这种非暴力不抵抗的和平主义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感动了更多的罗马人，对比现实的腐化堕落，被感化者从底层蔓延到全罗马。那时候的基督教是那么的单纯和真诚。最后君士坦丁313年的米兰敕令其实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因为军队里大量的都是基督徒，他借着基督徒的力量统一了罗马。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基督教对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不宽容，比当年罗马迫害他还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所谓异端，起家的时候以德服人，那么柔弱、单纯高尚的基督教，怎么也没有想到基督教会把欧洲带入黑暗的中世纪，变得那么无道。最后到1500年左右，天主教会说一套做一套，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分裂的矛盾向着两个方向爆发，一路主要由讲究享受、生活水平较高的拉丁民族的意大利人完成，说的和做的矛盾向着怎么做我就怎么说发展，这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开始蓬勃；另外一路由还比较贫穷淳朴的北方日耳曼人马丁路德们发起，新教运动，推翻了教廷的以上帝之名的统治，推动了宗教改革，德意志民族开始展现自己强大的思辨能力，再后面德国还贡献了众多的哲学家。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同时代的中国明朝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王守仁的致良知，突破了董仲舒以下的儒学传统，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发展出天赋良知、人与人的平等关系高于三纲五常等思想；同时出现了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中国小说第一次开始描写平凡的家庭生活，以普通人为写作对象，活生生的人替代了有点假的大团圆；这些由于明皇权的极度强权都未有大的展开。

估计君士坦丁合法化基督教不久就有点郁闷，因为基督教随后就开始迎来分裂；基督教在弱势的时候，各自传教，并没有统一的教义，统一的组织；现在合法化了统一教义就很必要了，这个过程自然就会有教会之间权力之争，正统和异端，背后的利益就大了，从此，基督教就不那么单纯了，神职人员逐步从信仰变成了工作，教会有了自己的利益，一旦取得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权力之后，神职人员的三大信誓贫穷、贞洁和顺从早就靠边了。合法化以后加入教会的人蜂拥而来，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就更难了，想保持纯洁的人就去搞修道院，清高出场，最后修道院也是藏污纳垢之地。事物的发展之吊诡也是神奇，不受约束最后结果都是很可怕的，堕落是一种地心引力。

公元476年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以后，一支支蛮族人占据了一块地以后就各自画地为牢，建立统治；很有意思的是，日耳曼人的入侵和匈奴人的挤压有关系，匈奴人又和汉武帝出击西域有关，历史就以这种方式交织裹挟了。日耳曼人建立的这种分散的小国，和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同，衍生出的和教权的关系也不同，对于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耳曼人在入侵之前就接受过在第一次基督教全体大会上被定为异端而只能到边远地区传教的阿利乌派的基督教，他们在入侵中肆意烧杀抢掠，摧毁西罗马的过程中没有消灭基督教，并在其中较大的一支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先皈依后，随后的两百年全部蛮族都皈依了基督教，黑格尔神叨叨的说这是日耳曼蛮族来承担基督教原则的历史使命，这基本上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蛮族打仗厉害，但是在比他更高级的文明面前，俯首称臣的比比皆是，中国古代多了去了。

西欧这种封建小国到处都是，基本上只有国王没有皇帝的状态持续了将近千年，王国内部是封建制，封建领主在封地上拥有完全的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国王是一个大的封建主，几代以后发展得没有下面的封建主好也是常有的事，和我们烽火戏诸侯那个年代的结构差不多；我们在秦汉以后虽有分封，但是封主没有权力治理这个地方的百姓，有的是经济特权，中央任命的行政官员行使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日耳曼人的这种制度可能和游牧、缺乏行政手段管理大国家的手段有关系，这一点在其他游牧民族中也有类似的情景，这种分封制度也契合了罗马当地以贵族城堡为中心的生产单元的情况。分散封闭和等级制度的特点，衍生出很多现象，封闭的自给自足，减少了商业，商业需要大一统，有比较优势才能分工，相比统一的罗马这一点是退化的，生产力是很低下的；分散的王国决定了王权和教权的斗争中教权的优势；分散同时也孕育了一种协商、平等；平等限于封建主、贵族之间，内部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是农奴。这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是很弱的，不像中国早就有了汉、中华这些概念，西欧要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结束30年的宗教战争以后，民族国家才摆脱神权，开始得以全面强化，此前的公元1500年前后个人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摆脱了教权。事后看西欧这些民族国家的兴起，主要的工作是某一个大一点的国王逐步削弱大大小小封建主的势力，同时摆脱教权，把权力收归中央的过程，他们用了将近千年完成集权，我们早在秦始皇就把这事做了，我们早熟了，然后集权比较强大就变化小，他们的起点低，酝酿的时间长，大大小小的王国都是对等的，国王在集权过程中要不断收买不同势力，才能完成大业，这样就演化出在完成集权的过程中，权力的分配不同于我们集中于皇权一家的情况。分散的西欧某种程度作为一个整体是通过基督教来实现的，后来被民族国家取代。

王权和教权的较量就很有意思，首先没有大一统的帝国，教会的对手是弱小的世俗国家，教会的发展空间就大，教会以精神生活为切入点，大量入侵世俗利益和政治生活，教会最后占了西欧田产的三分之一以上，教会无论怎么腐败其实都不奇怪了，他们掌握精神生活的解释权，还拥有最多的财富。本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现在很多凯撒的也归上帝了，世俗王权和教权博弈中，多对一的博弈，教权很容易占优；同样在东罗马帝国，有统一的帝国存在，王权就远在教权至上。西欧的法兰克王国的宰相矮子丕平篡位，为了增加自己篡位的合法性，邀请罗马教皇加冕，这样和本来没教权啥事的国王登基扯上了关系，把教权拱到了世俗王权之上，搞成了君权神授，这个传统的形成，把神权代理人神职人员也供上了天，同时也造成另外一个影响，普通老百姓造反就没啥戏了，因为合法性很难得到教权的认同，这个可能部分解释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为啥非要找个荷兰的国王去做英王，这些看起来很扯的事情，限制了很多的博弈空间，妥协机会就多。我们古代只要有人造的祥瑞，谁都可以造反的换朝代，也需要有天道的支持，但是这个没有像教廷一样的机构来认证，还是靠实力和效果去创造，做了皇帝下诏书还要带上奉天承运几个字，合法性的来源。

教权腐败归腐败，但是在分散的西欧，统一的教权成了西欧唯一统一的东西，这一点还是作用很大，这对西欧作为一个整体是有很大贡献的。教俗之争开始的时候教权占优很明显，在11世纪后期的主教册封权之争中，教皇宣布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后者很快众叛亲离，最后低头认错。后来环境变了，法王腓力四世在和教皇的较量中完胜，背景是法王和英国打仗，缺钱，想要打破惯例向以前都是免税的教会收税，法王首先抢劫了圣殿骑士团，通过法国第一次三级议会，取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最后吓死教皇，并推举一位自己人做教皇，还把教廷从罗马迁址到法国的阿维农；后来虽然教廷迁回罗马，但是教会出现了分裂，出现两个教皇，严重挫伤了民众的宗教感情，一个上帝两个教皇，太不神圣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前，教权已经大不如前了。

基督教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还有一路是理性精神的回归，不过搞笑的是理性的回归起源于去分析一个不怎么理性的命题，但是训练了理性本身，理性随后长大成人。基督教早年的时候主要覆盖底层老百姓，他们生活在绝望中，只要给希望就可以相信了，那个阶段还是正是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阶段，因为现实太悲催了；那时候理性是不需要的，大家都认为理性的小碗装不下上帝奥秘的浩瀚大海。后来基督教已经覆盖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已经一统天下了，不显得博大精深那怎么行，继续靠蒙昧、神秘主义有点不够用了，同时和阿拉伯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传回一些古典文化知识，一些好事的经院哲学家就想从逻辑推理来论证教义，进一步加强信仰的权威性。正是托马斯.阿奎那们的工作，比如通过论证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这类原本都是信仰的对象，只能是一种蒙昧状态的命题，也拿出来论证，结果就是自相矛盾，超出经验范围，对后面的经验主义，二律背反这些概念都是很好的训练。一旦开始论证，如果再拒绝运用理性回到完全靠信仰，那么就会觉得有点low；如果用理性论证教义，就自然会威胁信仰的权威性。初衷是增加权威性，动力是时代背景和教会自身相对地位的变化，结果是教会所不期的；教会资助大学基本上也是如此的初衷和结果。

教会基本上已经无所不能了，但不等于他们没有任何约束，西欧很长时间没有统一的帝国，就靠教权维持着统一的西欧，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不容易，教会很多制度变化有教廷腐化堕落的原因，也有环境变化的因素，比如入会人多了那么多，管理原先真的有信仰的一小波人的方法自然不管用了，定个规矩谁都完不成，贬损的不是完不成的人，而是制度和制度的制定者。开始的时候犯了罪是公开忏悔，既然是公开就没啥交易空间，公开忏悔终究效率低，后来是密室忏悔，那就很容易变成金钱交易，开始的时候是做苦役赎罪，后来是折成货币，货币的出现和介入就会带来信仰的贬损，有钱人和穷人都是365天，做多少天的苦役是一样的，但是折成货币以后，对信众的约束力就不同了；（货币的非中性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把徭役、实物税都折成银子，提高了效率，但是银子的成色的问题是个新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类似银本位的创立，可惜的是中国本身不是富产银子的国家，美洲金银大量输入欧洲以后，通过贸易联系到了中国，中国的发展居然被世界的金银的供求束缚了）。到后来的赎罪券就更加离谱了，花钱消灾，上帝居然是可以收买和谈判的，那还有什么好信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水到渠成了，对于贫穷虔诚的北方日耳曼人而言，如果按照财富来定选民，那就亏大了，因为钱没别的地方多，所以因信称义是最佳选择，整天想入非非的意大利人搞文艺复兴对他们最有利。

这时候就到了公元1500年左右，1492年哥伦布带来了好消息，巨大的外部冲击加速了腐朽的教廷的破灭，也促成了西欧社会结构的巨变，帮助完成了西欧从封建到王权的集中，开始了政商合作的美好时光。

回顾过去，太多的偶然，又有太多的必然，只是很多必然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应验，有太多的因果轮回会让人觉得命运的捉弄，比如当年的殖民到现在的政治正确，比如罗马和基督教的衰落，广义的“抢劫”是一个很不好的生意模式，会放大人性的弱点，坑总在前面等着，或近或远。开始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好，初始条件、利益格局（世界运行的基本法则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和外部冲击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不管初始条件如何，理想多丰满，利益格局总有一种力量被引向固化，利益固化以后的腐朽似乎是个固定格式的悲剧。

世间少有人能够一直work hard，一直做hard work，前者是创造财富，后者是防止利益固化；似乎最近我们一直在努力这么做。长期来看只有劳动者是自由的。福祸相依，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有可能是没有增长的循环，也可能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怎样才能在循环中还有上升？不断吸收外部能量很重要，开放很重要，开放会促进自我革新，固化就是封闭，封闭的小系统很容易熵增，然后内卷，是个黑洞，会爆炸，固化是开放的对立面，开放是长寿的基因。

                                                                                                                    胡建平    2021年12月16日

        后记：开放不是照搬附会，是对照反省以后的融合，开放的目的是成就更好的自我。只要是有机物就会腐坏，唯有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否定革新，才能长存。

胡建平    2022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