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 分工协作、市场和规模 -凯发k8官网

所有的努力都是用来解决时代课题的

分工协作、市场和规模是一般性的，但不是天生的，是创造出来的

分工协作的好已经享受，坏的一面在凸显

2021年最大的体会是时代课题的巨变已经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生产，教培的消失、互联网监管、地产的风险暴露、cop26、能源冲击、新能源的快马加鞭、共同富裕、美国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996逐步被淘汰、人口问题成为显性问题、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变化，还有元宇宙、omicron病毒。

有一种感觉，站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用以解决温饱问题的认知上来看现在和未来已经不够了，现在已经不是温饱问题，以前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生存是最大的法律，现在时代课题变了。

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超越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大的变化，溯源的话，和工业化以来人类的生产关系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分工协作为根本特征的工业体系，以及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随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生产生活方式背后的分工协作的进一步演化，是相辅相成的。

分工与协作的历史和演化是一个来解释这些变化的视角。

分工与协作可以解释现代大部分的经济成果，分工与协作起源的不同解释决定了对于国家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不同认知，这也是分歧的来源，历史更真实的经验是“看不见的手”不是天生的，有“看得见的手”的第一推动力的存在，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从分工与协作的来源的角度看，什么是一般经验什么是特殊经验会有不同看法，主要经济体发展初期的经验其实是一样的，后人基于发达国家现在的样子开出的药方反而是特殊的。

分工与协作的出现也演化改变了很多组织的形式，并在继续演化中，演化的方向并不一定对人类的长期福祉一定有利，按照过往的经验是，某种程度的“价格扭曲”是必要的，以改变行为背后的利益和观念。

分工协作离不开货币和资本，货币和资本开始是为分工协作服务的，但货币和资本随后也很容易成为主人。

自然环境的约束从未像现在这么急迫，因为环境问题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这会是人类共同的约束，这也是现在世界少有的大家有得商量的话题了；同时暖化问题比原先预计的更为急迫，所以谈判空间也变小了，发展中国家要先发展再减排的思路受到很大限制，气候正义和发展权利的平衡更难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之路要用更贵的能源已成定局。自然环境的约束在经济上大概率会以某种方式的通胀和更加克制的增长体现出来。

自然环境约束以外，还有就是外部经济环境，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淡化，也不再为此忽上忽下。以现在全球经济的分工，贸然脱钩的成本之大是超乎想象的，马来西亚一个看起来很不重要的汽车芯片封装厂因为疫情而开工不足，就可以对全球汽车工业带去巨大的混乱，可以预计如果脱钩，成本可能是全球经济倒退很多年。

今年关于外部经济环境有几个说法很有意思，都和国际分工协作有关系，一是拜登政府说的以工人利益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二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以工人利益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这是一个他们说出来我们很熟悉的提法，贸易政策是国内政治诉求的延伸，党争已经取代阶级、肤色和地域这些因素，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主要维度，经常可以看到民主党的提案，共和党没有一个议员同意的。民主党自己认为是工人利益的代言者，拜登政府意识到美国国内才是美国全球竞争力和创造共享繁荣的关键，提出必须进行明智的国内投资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一是研究、开发和创造新兴技术，要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二是投资路、桥梁、港口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投资基础设施，美国为了在全球市场上竞争，需要在国内进行同等或更大的投资；三是加强制造基础投资，激励公司在供应链上下游购买美国产品，增加供应链弹性，也提到了美国救援计划；四是通过投资教育和工人培训，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拥抱全球竞争力所需的动力。

客观看，这些比特朗普的药方要高明很多，特朗普企图高压改变中国并不成功，不过奇怪的是，这些举措好像就是我们中国过去一直在做的，好像也是被他们指责的，现在他们也开始这么做。全球化对于美国工人的冲击是现实的，不过这个其实不能怪别人太努力，而不怪自己不努力，工人变成了工人贵族，同时美国国内对于产业转移带给工人的损害所需的转移支付和培训本应该做得更好；美国科技平台公司在全球挣到大量的利益，美国从自由贸易中的总获利一定是正的，就看国内自己怎么分配，当然赖别人是最省事的。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口号也反映了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太大的压力，美国前1%的人拥有将近30%的财富，前20%的人拥有超过80%的财富，这显然会损害国本，民主权利和财产权挂钩在美国是有传统的，财富分布的极度不均衡会损害他们的民主。

再来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以后建立的，规则是胜利者用来保护自己的优势的，然后把他说成是中性的，是一种完美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二战以后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时，英国人凯恩斯也提出要求美国人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为那是英国人的秩序，美国人当然不同意，要建立美国主导的新的规则。最后是美国人主导了战后的规则制定，用了马歇尔计划等手段，马歇尔计划按照gdp占比折算大约相当于现在5000亿美元级别，美国人聪明的输出了友谊，也输出了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坐实。现在主要的国际机构的投票权美国通常拥有绝对的优势，不可否认这一套规则过去很长时间功劳不小；但是国际秩序变动的基础动力是各国相对国力的变化，这才是元规则。去年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非洲小伙子去卢浮宫公然背了一件宝贝往外走，他说这是从非洲被偷抢到这里的，在现实中当然被制止了，现在的印第安人冲到人家别墅里要把人家赶走是不被允许的，印第安人会说那你的祖辈不就是这么干的么，当时不就是靠拳头大抢来的么；这些行为是违反现在的规则的。不过这里隐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诺齐克说的持有正义，向上追溯，就根本不存在，取得不正义，转移也不正义，矫正更不正义，因为矫正的规则也是强者制定的。如果这样追溯，日子就没法过了，天下大乱，所以这个确实不能成为随便改规则的理由，要过日子，就需要有新老划断；二律背反，反过来新老划断也需要不断地新老划断，因为运动的世界相对力量一定会有动态调整，规则就需要新老划断，随意追溯和不愿意新的新老划断都是耍流氓。拒绝新的新老划断最大的不正义在于固化原先的优势。

关于规则，我能想到最好、最隐蔽的规则是：基于自由的权利，自由竞争，同时自由也是义务，要对竞争结果坦然面对。这看起来是非常中性的，人类有一种天性叫愿“赌”服输，在农村只要是按上手印的合同那一般大家都会认，因为这意味着你情我愿，等价交换。这是一种看起来基于自然秩序的规则，但是实际上不是中性的，起点就已经不是了，谈判力不同，规则都是利于强者的，还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是更加合情合理的规则。

分工协作来自比较优势，很多人都会对西方经济学中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贸易理论叹为观止，非常完美，只要有效率差的存在，通过贸易就能增加彼此的福利。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标准的贸易模型背后随影而至的是强烈的分配效应，一方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某些群体的收入会受损，比如出口部门受益，农民和原材料部门可能在受损；华尔街受益，产业工人受损。并且很多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是以一个产业的让步获得另外一个产业的优势补偿，比如对制药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可能放弃了一些渔业利益，跨越国界的贸易协定会影响国内的经济体利益格局，但是很难实现制药业补偿渔业，这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央财政系统和转移支付机制，而这个和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但实际上是必须的。这一点好像我们在中国看到了某种影子，也可以说我们对于贸易理论的实践是更加符合自由贸易的约束条件的。对于自由贸易理论的另外一个讨论是在中国崛起以后，发达国家觉得亏了，萨缪尔森等人认为考虑技术进步以后，后进国家生产力会提高到两国在生产两种产品时的生产率之比完全相等，各自的比较优势消失，贸易消失，但是后进国家永久性的提高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先进国家实际人均收入受到永久性损害，这可能就是先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从结果来看，萨缪尔森确实是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预见到了中国的成功，但萨缪尔森在假定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升时归因于外生变量，这是严重误导性质的。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因于外生变量忽视了中国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把美国国内内生性的一些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议题甩锅了。前面提到的拜登政府准备努力的四个方向还是体现了民主党精英的学术素养，增加新技术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制造基础投资和教育培训，药方是对了，但是党争能给的实践空间呢？很多人会认为入世是对我们的恩赐，显然我们是巨大受益者，美国也是巨大受益者，美元霸权权益的充分发挥是以巨大的贸易市场为前提的，并且这里面确实也存在公地悲剧，美国停止和中国贸易，别的国家不会停止，我们依然在进步，但是美国会丧失他的比较优势。过去两年特朗普对高技术的封锁一个不期的结果是相关的技术本来是美国比较优势，我们对此的发展优先级迅速提高，很多领域都突破了，美国比较优势削弱了，所以外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进步主要还是内生的。杨振宁先生在回忆同学邓稼先的文中曾经提及，当邓稼先专程送来的信中告知他，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全部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时候，杨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离座去洗手间整容；电视剧《功勋》中于敏们在那么低的起点上，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氢弹的研制。我们内生动力和能力经常被低估，看过解放前积贫积弱的视频，很难想象会有现在的成就，真的是奇迹。当然这不是我们要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理由，开放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养分还是极为重要的。当年我们加入世贸，按照佐利克的说法，中国是世贸大家庭中的优等生，我们是按规则办事的，只是世贸的规则跟不上世界的发展了，巴尔舍夫斯基后来也说，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发展这么快、这么大。中国加入世贸，为世界奉献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我们也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另外，静态的贸易理论如果假设后进国家没有技术进步，那么相当于假设做长工的永远做长工，就和希望非洲永远是后花园、原料基地类似，那么这样的贸易也很难说是正义的。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这里面也有个二律背反：美国很厉害，所以能收铸币税，要收铸币税，就一定要贸易，才能在最广泛的市场内收税，那么你就不可能抑制你的贸易对手受益于溢出效应而进步，如果你自己进步不够快，你的相对地位下降就是必然的。二战以后美国gdp占比一定是最高的，但是你的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以你的相对生活水平的下降为前提，你是要低水平的相对高水平生活，还是高水平的相对略低水平的生活？另外铸币税收多了，货币是非中性的，国内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产业空心化是必然的趋势，内部分化加剧也是必然，靠印刷纸币就能抢劫是无法拒绝的，随便印钱的自由最后是不自由。历史有一个循环几乎是无法拒绝的，勤劳致富，然后坐享其成，再然后衰败；长期来看只有劳动者、奋斗者可以保持长期自由，而保持奋斗是逆人性的。我们很难抑制别人进步，唯有求得自己更快的进步，办好自己的事，到更广阔的市场中去竞争。

疫情以来全世界各国家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区别相当于做了个对照实验，各家的优先事项的顺序很不一样，背后是各家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的区别，比如我们对他们要不要戴口罩还要争论就很费解。就经济发展而言，争议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对于“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看法截然不同，美国人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和补贴损害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的工人的利益，这个锅我们是不能背的。

其实更加真实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起来，一个分工协作的大规模市场是基础，而这个市场几乎没有天生的，这个“看不见的手”背后都有“看得见的手”的努力，后者是必要但是不充分的，因为“看得见的手”做错的例子也不少。

我们来回顾一下西方世界的兴起，大致上有三种学说解释，一是技术变革、工业革命的角度，二是制度层面，三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代表作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是社会学方面被援引最多的学者，影响极大，他提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伴生的现象。其实他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就很有意思，你也可以说是加尔文教义的同义反复，因为有很多角度可以定义资本主义；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和新教关联并不完全如此，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是王权利用宗教完成了集权，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比如16-17世纪的法国统治者在别人忙于新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在清洗新教徒，相同的是他也在利用宗教加强王权，他用的是天主教。善于见风使舵的法国人是“国家的立场”强有力的践行者，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欧洲大陆最大的对手——西班牙，持天主教立场的法国是站在德国新教这一边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为重。英国的安立甘教是新教三大流派中保留天主教最多的，因为英国搞新教的初衷和德国教俗的水火不容不同，英国孤悬海外，在13-14世纪就形成了“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这样的民族意识。这在中世纪封建割据的欧洲是罕见的，普通人是跟着领主的，缺乏民族、国家这些概念；法王是英王的领主，英法战争本是领主和臣属的战争，约翰王大败而归，英王和贵族失去在欧洲大陆的封地，约翰王回去以后变本加厉的在国内加税盘剥，结果被贵族打败，签下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这样的原则是利于商业的，免于被剥夺的风险，英国逐步演化出更有利于商业、金融的社会环境。而同期的法王为了限制领主，法王也创新性的搞了包括教士、贵族和市民参加的三级议会，本意是为自己加强统治正名，削弱封建贵族，加强王室的中央集权。英国新教改革的缘起是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天主教不允许离婚，亨利八世直接脱离罗马教廷，《至尊法案》建立了一个听命于英王的安立甘教会，英王自认宗教领袖，政教合一。他的宗教改革很少涉及教义的改动，重点是教会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同时没收天主教的教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英国这样先实现了集权，然后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实现了分权，资产阶级和王权在这里进一步统一思想，大家的共同利益是积极对外扩张和法国继续对着干。再来看德国，路德教的改革是保守的，他破除了对权威教廷的信仰，恢复了对信仰的权威，但是对生产的推进远未有加尔文教的人激进，前者得救籍于恩典，后者靠主观的善功。理论上路德教不怎么像加尔文教那样直接有利于促进生产，但是最落后的德国很快赶上，18-19世纪是德国天才辈出成为欧洲发动机的年代；路德的宗教改革引出三十年宗教战争，谁也没有打赢谁，1648年搞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教随国定，宗教宽容，爱信啥教就信啥教，国家、民族的观念终于成为时代的精神。德国的起点是很低的，英法成为欧洲强国的时候，德国还只是德意志地区，是一群讲德语的人，诸侯国林立，普鲁士完成统一以后才有德国。有专注于内心信仰和精神修炼传统的德国人在哲学和精神领域的领先优势在科学革命发挥作用的年代开始迅速崭露头角，哲学引导实践，英国的工业革命更多是一线工程师的经验和实验，德国则建立了现代大学，从原理上开始创新，比如化学，他们用当时欧洲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统一了德国。德国超越的过程，和李斯特、俾斯麦这些人推动立足强大的政府，快速建立工业体系是分不开的。

韦伯说的加尔文派在荷兰流传甚广，但是荷兰国家太小成不了气候，然后一部分来到美洲大陆，北美足够大，开始发扬光大。美国建国的时候，汉密尔顿们最后选择不是邦联而是联邦就是要个更加统一强大的政府，南北战争则进一步统一了市场，也强化了政府。

概而述之，主要的经济体在开始的时候都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色彩，视金银为主要的财富、民族主义、通过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强大的中央政府、对外殖民统治等，后来的俄罗斯、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无不显示出强大中央政府的影子。后来西方所诟病的产业政策，其实他们是健忘了。1549年英国强制执行了“政治斋戒”，规定人们一周特定的几天不许吃肉，以保证鱼类有国内市场，并由此引致对海员的需求，最终目标是因为渔场是海军的摇篮、海员的训练基地。重商主义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社团主义的愿景，国家和私营企业建立盟友关系，为追求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强大等共同目标展开合作。在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的时候，英国国内的条件已经变了，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优势，也已经是贸易中得益的一方，所以对重商主义的看法随之改变，更加鼓励贸易；另外一个学术背景是牛顿的原理在一个世纪前发表，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是打破上帝统治、自然秩序、机械论盛行的年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在生物学领域体现了这些思潮。不过斯密的这些新的思想在19世纪被提出建设德国铁路网的德国人李斯特看来是“自己上了楼，就把楼梯抽掉了”。

这些国家要说有共同点，那就是16世纪前后开始，他们都努力完成了封建制向君主集权的转换，强化了国家的概念，在国家和个人层面都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削弱了封建势力，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系和能力。主要工作是打破宗教的束缚，打破封建的割据，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和新教好像关系并不密切，和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王权和商人集团紧密合作，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好像更具共同性。

1776年的国富论对重商主义是有一个修正，但是他对于政府的很多功能还是予以支持，对于政府作用的极大否定大致的顶峰是由弗雷德曼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完成的。大的背景是大萧条年代开始的新政经过几十年变得臃肿不堪，经济效率不高，亟需改变；同时在和苏联竞争中逐步扩大的现实优势也增加了学术的自信。弗雷德曼被大众记住的不是一流的货币理论学者，而是一个为自由市场狂热分子提供理论基础的远见者，并在198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剧烈反转中成为理论推手。他是那个时代的网红，他标志性的电视纪录片《自由选择》播出的时候，世界正在面临一场痛苦的变革和选择，通胀高企，效率很低，他的思想启发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们。那是这样的时代：欧美废除各种管制，开始去国有化；中国开始告别计划经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拉美大幅降低贸易壁垒，私有化；然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

有人说弗雷德曼对于20世纪的意义类似斯密在18世纪，他的学说推动的市场力量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另外一份“遗产”是极化了市场和国家、政府对立的思潮，他们把历史上政府和市场周期性的此消彼长的摆动变成了永恒的对立，无视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混合型的。芝加哥学派无限扩大了制度产权这些概念的作用，低估了国家和政府为这些制度和产权运转提供的基础。在我读书的90年代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开始广为传播的时候，刚从计划经济中过来的中国经济学界一度也是言必称制度、产权、科斯定理，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带来全新的视角。后人在苏联解体，欧美优势扩大的背景下进一步确认和放大了自由市场的完美，其实按照他们的药方，后面几乎再也没有国家走入持久繁荣，智利可能是他们拿出来说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范例，但是最新情况表明那里的民意也已经转向。他们心目中的潜力国家——印度，这么多年发展非常缓慢，直到莫迪上台，而莫迪和前任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强了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努力去形成统一市场。陈元先生在其专著《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一书中，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开发性金融的角度很好的总结了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起这些误事的走极端的学术思想要鲜活很多。40年过去了，欧美自己也陷入了频繁的金融危机，走到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裂中，记得70年代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名满天下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曾经热情的预测苏联很快就会超越美国，并对苏联模式大加赞赏。诚如加尔布雷斯所言，思想从本质而言都是保守的，不会屈从于其他思想的攻击，但是会屈从于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用量化投资的行话来说就是过度拟合，用短期数据拟合，很多人耻笑做投资的人经常被三根阳线改变信仰，其实人都一样，这就是人的行为模式，不同的是有些人被三根日线改变，有些人被三根月线改变，有些人被三根年线改变，或者三十年线、三百年线改变。这也可以解释代沟。

再来看从技术层面的解释，技术进步变革带来工业革命然后形成正循环，西方世界脱颖而出似乎很是合理。工业革命其实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扩展了动力的来源和材料，以前都是人力和畜力，背后是食物，食物背后是植物的光合作用，人类之前只能利用当期的光合作用，并受到胃容量的限制。煤炭的使用使得亿万年来光合作用积攒的能量能够在短时间释放能量并被加以利用，人类的力量得到了延展。现在有很多的文献表明，李约瑟之问有时候也可以转换成为为什么英国这么幸运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不是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发生——当时英国人力成本高，煤炭丰富，专利保护，用机械代替最有利可图。工业革命开始从纺织业结出硕果，也是产业政策和有利可图的技术演化的结果：1700年、1721年的印花布法案，禁止英国本土以外生产的棉布进入英国，1733年的飞梭、1764年的珍妮纺纱机、1764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减少煤耗50%以上，并在1780-81年成功把活塞的往复变成旋转运动。这些和系统的科学发明关系不大，更多是一线工人、技术人员涌现出来的持续的改良发明，并伴随着大量的发明者之间的知识产权官司纠纷，主要是商业利益驱动了这些发明创造。

技术推动说显而易见（从人类战争的工具-武器的进化对于人类的影响来看，技术的影响是远超一般人想象的，从石头、木棍到铁器、弓箭、弩、合金、马磴子、铳、枪、连续发射的枪、炮、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远程导弹、超音速武器、太空武器，这些历史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曾经影响时局的走向，人类将近百年没有大的战争，不是人类发慈悲了，是有了可以互相毁灭的制约），大家更加关注技术变革背后的制度支撑，这方面诺斯有原创性的贡献，他认为基于人类各种合作和竞争，并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制度是经济史的中心，国家理论和所有权理论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视角；以对创新研究名满天下的熊彼特则从资本市场、金融制度的角度，给出了经济发展原动力——创新能否实现的支持条件的视角。

从现在来看，繁荣的国家似乎都有这些制度安排，然后他们让别人照搬，也可以理解，其实更具挑战的问题是他们怎么来到这里的，没有这些制度安排的怎么逐步具有这些制度安排。

产权理论是有解释力的，因为他隐含了一个常识，人总是对自己的事情比较上心。产权学说基本上会把光荣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张宇燕老师在《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之前的王权也是保护产权，比如保护贵族阶级的产权，光荣革命以后保护商人阶层，都是保护，保护谁有变化。重要的是当时西方世界保护了最具生产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前是保护土地贵族，那么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这就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有眼光，找出应该保护谁。

他们怎么就选择了保护新兴的资产阶级？如果回到1500年看，很难看出英国即将起飞，那时候东方仍是高地，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视角是大航海带来巨大的外部冲击引发价格革命，短时间内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商人阶级上位，王权和商人集团取得利益共识，积极开拓海外，通过殖民和战争，形成巨大的市场，分工协作在极大范围内展开，促进了技术的需求，推动了技术的演化，后面的故事就自然展开了。

1500年左右的西欧，教廷、王权、传统贵族、新兴商人阶层和平民的组合面临新的可能。首先是教廷逐步式弱，教会占了欧洲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腐朽和虚伪已经难以为继，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把人从教会解放出来，前者是怎么说就怎么做，恢复信仰，后者是怎么做就怎么说，回到人间；基督教的作用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持了封建欧洲某种形式上的统一；王权正在积极的集权，推进国家和民族统一。最大的变数来自新兴的商人阶层，1492年哥伦布带回新大陆的消息以后，新大陆的金银被源源不断的运往欧洲，新增的货币之巨，足以短期内改变社会的结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到16世纪欧洲货币存量估计是原来的5倍，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也各增加一倍以上。多了这么多货币撒到社会上是不均衡分布的，财富重新分配带来阶级结构的巨震，和美洲金银流入相关的阶层财富急剧上升，其他阶层的财富因为通货膨胀急剧下降，以收租为主的传统地主受损很大，开始没落，旧贵族逐渐贫困化是那个时代欧洲的普遍现象。新的商人阶层快速集中财富并开始靠近统治者，15世纪末的英国下议院是296席，上下院的议员人数比例很少到1:2，而到16世纪末的时候，能够出席上院会议的成年贵族议员通常不到80名，下院议员人数却高达460名，城市中代表商人利益的议员大幅增加。到亨利八世末期的枢密院大多数成员已经是新兴阶层，亨利八世开创了政府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上院的立法优势丧失。在政府和议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君主们起到了某种关键性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王权的利益在哪里？王权的诉求是扩大集权的社会基础，对手开始的时候是封建贵族，拉拢新兴阶级是个选择；欧洲的王权一直很缺钱是另外一个动机，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一直在打仗，军事开支、筹款一直是国王们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新兴的商人阶层是最能帮上忙的。这就是王权和商人的蜜月期，西欧各国的后半段有所不同，但是前半段封建割据向着统一国家民族过渡中，他们俩的利益是很有共同点的。后半段各国的禀赋不同，道路有所分叉：英国是光荣革命，之前也是先有英国革命，法国是大革命，德国是战败，美国是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间很多都去殖民过别人。

你要说有共性，基本上都是先联合起来干掉教会，建立国家、民族，然后联合新贵干掉封建贵族，最后新贵干掉国王或者和国王妥协，不变的是国家、民族不断强化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不断扩大，分工协作不断深化、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我们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强化是从1949年开始的，以前有皇权下的统一，虽然皇帝也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给自己的统治寻找超越界的支持，但是在长期的皇权、门阀贵族、官、吏和平民的动态博弈中，平民大多时候更在乎的是家庭和宗室这些具体，而不是国家和民族这些抽象；我们是干掉三座大山，从那时候开始数万万同胞才真有了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动力和机制，市场的元基础才成立。

一般和特殊，很多人非说我们很特殊，其实我们很一般，我们的道路对于后进国家很具有一般性，其实发达国家的道路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创建一个市场，政企精诚合作，所不同的是当年他们的很多手法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而我们的方法依然有普适性。对于后进者而言就是怎么在底子很薄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扩大比较优势，创建市场，政企精诚合作。

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要用更大的资本、消耗更多的能源、处理更多的信息。起步是要用更大的资本，这不外乎用别人的钱——借贷；用未来的钱——发股票；还有就是抢劫和征税。或者通过某个介质完成资源的聚拢，比如地产，帮助国家通过卖地完成聚集资源修桥铺路，建立完整现代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居民部门过去一直把房子当成最重要的储蓄形式，房子里隐含的资金流完成了资源的集聚。还有人为制造价格，让一个部门支持另外一个部门，比如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持城市建设和工业化；压低原材料、环境成本，获得成本优势；计划生育对于储蓄和人口红利也产生了影响，假设原先平均生两个娃，很短的时间内改成生一个娃，至少会带来以下经济变化：同样工资水平下储蓄增加，因为生娃是当期的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而减少生娃，会减少当期的消费，减少养娃带娃的支出，增加储蓄；储蓄增加会压低资金价格，储蓄部门补贴了投资部门；妇女劳动参与度上升，人力资本一段时间内增加，但是长期人力数量资本会减少；妇女就业率大幅上升，带来压低工资效应，增加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工资在gdp中对应的份额会低于劳动生产力的上升而应得的份额；同时妇女就业参与度的上升，极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一改过往旧社会的陋习，也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妇女经济地位的独立对于后续很多经济社会现象都有深远且不可逆的影响。

这些理论上都是可学的，但是西方那些殖民、抢劫、铸币税，后来者是学不来的，时过境迁。我们的一般性在于我们这些手段都没用过，我们的手段都是内生的，我们也不会有外部冲击带来的美洲金银，也没有殖民，也没有用枪炮去开拓市场，我们即便是在很强大的时候也没有殖民只有朝贡，相当于现在的贸易体系。我们是和和气气的崛起，靠自己努力而不是外力，靠贸易而不是战争，靠开放而不是封闭。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人为创造出熵减，造成势能差，没有外部冲击带来的价格革命，那就努力创造。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日夜兼程确实很辛苦，宏观上的成就，背后是很拼的个体。

不知道过去很难知道怎么来到这里，但是看过很多过去也还是不一定知道怎么来到这里，因为过去也经常是有选择的站在现在归纳得来的。历史的记载也是有选择的，祖上靠抢劫起家的，历史的家谱中估计都不会记载这些。比如日本的工业化和中国战争赔款的关系，1895年马关条约的赔款就相当于日本当年财政收入的4.2倍，加上庚子赔款这个数据还要翻番，日本人拿了这些银子建立了金本位制度（解放前我们就一直被拉在了银本位，而主要经济体都转向了金本位，中国自己不富产金银，银是我们的货币，他们的商品，我们的货币自然面临巨大的波动，被褥羊毛，而货币巨大的波动是致命的。新中国以后终于解决，自主发行纸币——人民币，并建立信用，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条件之一）。将近小10倍财政收入的飞来横财对于急需用钱完成工业化和近现代化的日本起到的作用有多大？打个比方，中国现在有100万亿级别的gdp，大数20万亿的财政收入，如果忽然之间我们有200万亿左右的意外之财，那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帮助。很遗憾在日本的教科书上是不会写这些的，日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不会知道还有这事，他们一直会认为他们的厉害那都是靠制度好，勤劳勇敢还有和美国关系好，即便是日本的学者也只会提及日本的近代化得到过某些幸运的帮助，仅此寥寥几个字而已。

他们的代价可能是把这些有意无意淡忘了，后人就会归因错误，走上错误的思维模式，英国脱欧出乎意料，特朗普上台出乎意料，社会的极化可能已经提示西方精英们的立足点和思维已经和真实脱节了。教科书上说的市场秩序的起源不是自然出现的，历史上大多数市场的创建是靠扭曲价格开始的。美洲金银是外部冲击带来的价格扭曲，我们是自上而下主动的价格扭曲，日本韩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先创造出价格差，启动市场，然后再完善市场，上来就要一个完善的市场反而不可行，开始就是利率、汇率、所有要素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基本上就是被割韭菜，经济都是跨国公司控制的。西方引领世界上了一个大台阶，然后是人之常情的逐渐习惯以成功者的姿态垄断对成功学的解释权，并配有大棒，有点类似中世纪教廷的垄断加宗教审判所，当时接下来的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一个人遇到一连串的偶然事情，通常反应有两种极端：一是，哦，我这么运气，我要谨慎行事，运气不会总是这么好；二是，天将降大任于我，我是真命天子，你们要听我的，照我的来。不幸的是第二种是人类的正常反应。

在带娃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小朋友是讲对错的，而大人是讲利弊的，你要知道自己已经是常讲利弊的大人，不是喜欢讲对错的小时候的你。最糟糕的是实际在讲利弊却还以为是在讲对错，分清楚对错利弊挺不容易。

阅读过去会发现，站在现在看未来很难；站在过去的原地看现在是很容易犯的错，因为对现在学习不够（比如很多文章站在当年基尼系数是0.3的状态下做的研究来抨击现在基尼系数将近0.5的现实下的政策变化，也有很多研究把罗斯福新政几十年以后西方经济体思变的80年代的思潮的变化当做永恒）；还有站在现在看过去会很容易自以为是，其实一代人通常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很多时候对现在发生的事情都很难达成共识，还是努力理解当下吧。

人和自然的关系变了，我们外部经济环境也变了。我们要进步、要过更好生活的雄心美国人也感受到了，美国两党只有在涉华法案上不分裂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难以改变我们对于经济的干预他们也意识到了，美国人开始密切联系联盟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开始准备加入更多的贸易协议，开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美国人开始增加国内的投资，以前关注消费者利益，现在要多关注生产者利益；以前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出发点是比较优势和利润，现在更多的考虑安全和价值观。同时大家也都知道贸然离开的代价，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合作，比如气候问题，还有比以前更多的地方展开竞争，几年下来现在已经都是明牌了。

全球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脆弱性在疫情下更加明显，omicron病毒公布当天给全球资本市场这么大的冲击就体现了现在的弱不禁风，大众疲惫不堪和麻痹，非医学措施的共识很弱，政府再次刺激的空间非常有限。历史上会有一些意外冲击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现在看新冠疫情可能属于这个级别的事情，疫情可能已经改变了很多政府的优先议题，疫情增加了政府介入很多事务的需求，同时很多方面政府的政策空间又非常有限，着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抱团取暖，对外友好程度下降似乎是欧美普遍的现象。“暂时”的通货膨胀持续太久，大家开始讨论持续的通胀，对持续通胀持谨慎观点的人，主要的理由是总需求是不足的，这个是对的，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情况，以前不是事，现在可能会是个事，供给不足。以前都是供给过剩，供给过剩的很大一个来源是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现在中国的供给能力在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持续了多年，另外一方面中国在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双碳的挑战，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变化。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使得很多方面的投资是不足的，同时esg投资的兴起，也加快了部分领域投资的缩减。在能源领域最明显，旧能源投资不足，但是仍充当基础能源，新能源突飞猛进，但是稳定性差和价格较高，未来新旧转换中，更贵更不稳定的能源似乎是过渡阶段很难避免的了。格林斯潘的年代，大家对于通胀一直很低有过很多讨论，最后的凯发k8官网的解决方案是习惯了低通胀，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未来是不是确定这样，现在看并不是铁板钉钉，一是疫情二是中国供给。

疫情转眼快两年了，暂未有良方，如果疫情就是这样，供应链的不稳定可能就会常态化，这对价格不是什么好事。中国供给过去持续给全世界带去了有竞争力的产品，背后是中国海量劳动力快速纳入全球分工，也得益于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估计没人再批评铁公基了，最后发现是批评者自己没有远见，其实挺佩服那些一直在批评铁公基、批评产业政策的人，如果是买方分析师，可能失业了。全球分工在过去几十年在最大范围内得到优化，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不断上升，让全球经济分享了这些变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强化了微笑曲线的理论，制造业曾是卑微的、低利润的，现在看这个可能并不确定永续。中国把制造业的综合协作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前我们把大部分和后面的生产者的效率差让渡给了市场，未来随着中国自身供应能力的变化，这个定价的经验可能会改变；另外中国制造以前相当于是fabless，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idm，也会是一个变化。

欧美抗疫的总策略是轻防疫重刺激，货币政策工具从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到量化宽松，再到大规模直接发钱，这直接创造了总需求和通胀。直接发钱是一个短期皆大欢喜的事情，长期的影响很难评估，会不会减少他们的长期供给能力，会不会发钱的胃口从此打开都是需要观察的事情。另外拜登政府新的让美国更好的各种投资也是增加了需求。

中国宏观政策框架中长期目标的权重在增加，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为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服务，更多的结构性政策代替了总量政策，资本市场也会体现这些变化。

中国宏观政策框架变化的背后是政策目标的变化，政策目标背后是时代课题和环境变化。我们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解决了量的问题，巨大成就的同时宏观杠杆率不低，人口因素的约束逐步体现，环境约束越来越硬，人们消费偏好从温饱转向更美好生活，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决定了经济增长仍是很重要的目标，但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别的重要目标，宏观稳定赋予的权重大幅提升，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下一步要在提质的过程中继续量的扩张。所有这些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需要是我们生产的目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力量；脱贫进小康以后共同富裕是个自然的过程。共同富裕的路径，我们吃过大锅饭、平均主义的苦头，见过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动荡，见过资本无序扩张带来风险，也见过福利主义对长期福利的损害。因此要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不许躺赢，也不许躺平，唯有艰苦奋斗不断创新，应该是可期的。

回头看，时代课题的变化也不是一天的突变，梳理政策文件可以发现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也是十八大新发展理念的水到渠成，刘鹤副总理11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指出“走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国家集中资源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建设目标。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经历了加速发展的阶段，生产潜力不断得到释放，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日益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三大强调了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问题，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五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提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经过充分论证，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直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探索从未止步。

前面我们讨论了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资本市场都是政策市。比如美国市场短的大家都在听联储的声音，揣测联储的动作，长的比如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现在的影响力简直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但是他们的前景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未来政府反垄断的走向，历史上美国的石油、钢铁、铁路行业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甚至于影响更大的公司，但是最后都被拆分了。今年国内很多行业的投资受到政策变化影响巨大，教培、互联网还有地产都是，一年前这些公司都还在互相激烈竞争，没想到极大贬损他们价值的不是行业内的同行竞争，而是时代需求的变化。

一个组织、企业最难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一个很正面的说法，另外一面就是不断扬弃，这是很残酷悲伤的，所以很难，但是要保持持续竞争力，继续星辰大海，就必须不断自我革新，应无所住。

投资者对于这些的理解是有个过程的，这对于未来完善投资框架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芒格在他的《穷查理宝典》中曾经写过这么一个例子，当时印象就很深刻，现在体会更多：有家公司研发出一种新的警察头盔，安全性更高，质量更好，但是这家公司最后没有选择自己生产，因为害怕头盔安全的法律风险，卖给了一家具有抗判决性的公司。按照这个风险评估的标准，我们的很多投资能否经得起推敲都是成问题的。

分工与协作带来组织的异化。过去一段时间有关人口问题的研究多了好多，因为这个短期事关消费投资，长期影响几乎所有；同时过去几年关于虚拟世界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比特币、区块链、nft还有元宇宙。这些都和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以后社会进入到分工协作体系有很大的牵连，一个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个人和一个自耕农是有区别的。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追求自由独立的同时，另外一种强烈的需求也是客观的，就是一定要和自身以外的世界发生联系，生理和心理上都需要一种广义的协作，在协作交往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归属感和位置感。这里面的悖论是：要自由独立，就必须让自我力量获得增长，让自身独立于环境；但是摆脱环境枷锁的过程，也是套上孤独和无力枷锁的过程，强烈的忧虑和不安如影随形，当自我的发展受到挫折时更是明显。工业革命以后人类逐步摆脱了温饱的束缚，到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个人的自由受限于物质这一部分已经很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不但使国家民族摆脱教会和上帝，个人更是摆脱了上帝，以前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现在可能是个人是万物的尺度。

同时在社会化大分工的体系中，个人又都只是个螺丝钉，渺小感是挥之不去的，这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状态区别很大。以前你是某个组织或者很多组织的一员，比如教会、庄园、国家、民族、家庭、社团的一员，这些是你的枷锁，但是也给了你归属感，是这些组织定义了你；现在你依然是国家、企业、家庭这些组织的一员，但是好像都淡了，因为自我强大了。商业发达也对自我是一种加强，日常需求都用钱解决，啥都用钱，啥都需要钱，家长里短就少了，更加可以独自面对很多，但是归属感弱了，你并不一定比自耕农时代开心，因为孤独。他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是大学老师，祖父是爱尔兰人，身高一米八，养了两只小狗，偶尔去教堂，哈佛毕业在脸书上班，性取向是男性的30岁未婚白人，这样的传统表述被一个推特账号或者脸书的账号就代替了。自我强大了，独立了，要求也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运作也是建立在对个人的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但在分工体系下，个人依然需要对很多事情决策。个人学习压力是很大的，邪恶源自无知，强大的我们对我们的无知又知道多少呢，这也是个悖论，我们经常需要对我们并不擅长的事情做出决策。就和投资行业一样，决定某个行业投资的投资经理不一定是对那个行业最了解的人，可能是他的研究员，在分工体系下，我们需要对太多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做出决策，这也算是现代社会的代价之一吧，经常搞出点傻事出来也正常。无知却还要承担责任还有一个缺陷，和以前不怎么自由的时候有着差不多的效果，就是容易被操控，个人看起来对很多事情有影响力，但是其实你对很多事情是无知的，你会很容易被操控，你的影响力因为无知就让渡给别人了，变成了别人的影响力。

今年市场经常时不时的在炒作大麻股，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啥逻辑，后来听说大麻在北美被合法化了，有几个州毒品都合法化了。我看到一个理由是这么说的，吸毒是一种罪恶，但不是一种罪，每个人有处理自己的权利，我只能说他们确实很厉害，他们发明了负的外部性这些概念，也知道到处是武器会增加暴力倾向，他们还真是挺尊重个人自由的，很高级的文明了。最近还读到一个新闻，“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20周年，庆祝活动集合了大部分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演员和导演，独独没有邀请整个“哈利·波特”宇宙的缔造者——j.k.罗琳。因为罗琳在社交媒体上支持了质疑跨性别政策的学者，并发表了对一些称谓的看法，就被视为“跨性别”的反对者被群起攻之，两个主演也公开“割席”。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取消”，大量的公知稍有不同声音，就会被认为“试图淹没那些遭受了种族和性别歧视人们的声音”而应当被“取消”；“取消”大概就是“对某人的全面撤资”，上次见过特朗普被推特封掉账号，叫做社交性死亡。可以对比的是教皇格里高利四世对法王亨利四世的“绝罚”，灵魂永远不得入天堂，教皇好歹在那个时代还像个公权力，现在的“取消”个人们和公司就办了。美国高校的生物课堂上，教授不许讲男的和女的，以防性别不确定者不安，政治正确和“取消”文化，病的不轻。他们在经历另外一场文化大革命，以经济维度的阶级划分已经很大程度被身份政治代替，这里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有移民政策的尾巴，更有贫富差距的影子，似乎当年五月花号上加尔文派的安格鲁沙克逊人踏上印第安人的家园开始就已经埋下当下的种子。身份政治是碎片化的，碎片化是很难妥协和共识的。

自我强大了，人类不再为温饱纠结，生儿育女的储蓄功能大幅下降，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生育养育的机会成本太大了，这可能可以解释全球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几年前还指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喜欢子孙满堂能抵御一下生育率的下降，现在看还是抵挡不住一般的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相当于几十年内发生了一次价格冲击，短时间内改变了很多观念和价值观。八九十年代春晚还在表演超生游击队，现在就已经是全社会都在盼多生，然见效不多；解决之道还是要回到价格冲击上，重新大幅扭曲生儿育女的相关价格，让生育成本对于有意愿的人而言低到在决策中可以忽略的程度。自我强大以后的孤独也可以用来解释虚拟世界的繁荣，这是虚空的表现，也是自我强大的表现，更是孤独不安的表现。虚拟世界的繁荣可能是人类另外一种内卷，是内卷的加剧，可能有着很不好的前景，总觉得元宇宙的中文翻译很不准确，元在中文中有很好的寓意，用在这个底色偏阴的虚拟世界上，误导了；相对而言，马斯克的火星征程更加阳光，就和1492年的哥伦布一样，不要再在欧洲卷了，到欧洲外去卷，现在到地球外去卷。我倾向于认为，虚拟世界的这些和技术能不能进步没那么大关系，比特币和区块链发展关系有限，即便是区块链我觉得也有点多余。从拓扑结构来看，区块链的效率和经过一个中心的效率根本没法比，与物物交换和货币媒介的对比类似，耗能大很多。很多技术一味的以减少交易成本的名义在行走，其实人类社会的凝合剂就是交易成本，如果每个人都强大无比，就不需要另外任何一个人，就不需要交易成本了，交易成本可以追求下降，但是无法消灭，极低的交易成本也意味着人和人不相往来，这还不如有交易成本。至于比特币就是有钱人的玩具是可以的，但通常是疯子发明，疯子是聪明人的意思，然后懂的不懂的骗子上场，最后傻子涌入成为韭菜，编成高大上的去中心化迎合对中心化的不满。虚拟终究无法脱离现实生存，edg夺冠，奖金还是一套现实中的房。黄仁勋把互联网的虚拟现实世界定位于工程师的元宇宙，这比fb的元宇宙对人类而言要更保守。真宇宙比元宇宙好玩多了，如果真宇宙卷，元宇宙会更卷，还伤害视力。

分工协作一定会涉及到组织，分工协作的不断细化和演化，叠加技术的演进，已经改变了很多原先的组织，虚化或者弱化。比如婚姻、家庭、生育越来越多人放弃了；国家的很多功能被公司取代，比如身份证号可能不一定有推特号用的多，很多公司对于个人的某些影响超越了国家和民族；很多人在虚拟世界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和真实世界的组织联系少了。很多人认为脱离传统组织的束缚就自由了，更大的可能是被另外一种组织和“宗教”束缚了。

经济组织的方式也随着不断调整，从小作坊，小商业到公司，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资本雇佣劳动到劳动雇用资本，都是为了更好的分工协作。最新的发展是有关web3、dao的讨论，web3 让用户成为互联网的拥有者，而不是只属于垄断的公司，非常好的发心，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按照事先约定好的程序来按劳分配，看起来很完美的机制。看了crypto ceo 国会山听证会，感觉议员要不被忽悠很不容易，议员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而通常真不容易，上一次扎克伯格出席听证会的时候很多议员在忙着要签名；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惠民汇款之类的，直接引入支付宝、微信支付就解决了，用不着那么费劲；代币是靠投资者来发现价值的，但是实际上web3好像是为了反资本主义的，没有太多资本可以站脚的地方；提到比特币已经是几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不是资产，对社会来说，资产是生产能力，疫情的时候你能造出口罩的能力，而不是你有多少货币更不用说比特币，到现在为止几万亿的比特币消耗了很多电，帮助了很多灰色交易，让一些人富裕起来，好像暂时还没有别的用处；对于垄断企业的痛恨，为啥不直接用现有的工具反垄断，把苹果税们大幅下降就可以了；企图用一种程序来按劳分配，感觉好有理想，好乌托邦；一种理想的小东西，不一定能替代一种不太理想的大东西，不如多想着让大东西理想化，一个有抽成的大矿的价值可能远远高于一堆免费的鸡窝矿；最唬人的游说，让议员最有负担的是这个创新必须发生在美国，要不就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对懵懂的议员压力山大。另外一直想不明白为啥有这么多人企图用一种不信任来创造信任。web3更多是一种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不是直接的技术创新，希望用组织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他的组织类似公司属于员工，类似一个小的国家经济体，他发行自己的货币，和外界的联系是类似通过汇率的机制，外部投资人是通过币的升值来获益，这样有可能这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很大一部分游离在国家的税收体系和其他监管之外，即便办成功了他的外溢效应是少于公司制的。加密技术从币到nft再直接到生产关系，不知道说明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啥用还是又升华了。

不过技术可以改变经济组织方式是确定的，发生在身边最大的技术对经济组织方式的改变就是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边界随着互联网和资本市场的引入，对于各方在信息收集和激励上的能力和约束条件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技术变化、外部冲击对于经济组织方式的改变，比如疫情对于办公方式的改变，就业参与度会不会永久性下降，会不会加快进入低消费的时代？

分工协作离不开货币和资本市场，货币的一般交易媒介作用对于交易的开展是个基础条件，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引导分工协作。关于资本市场和货币，看了陈雨露老师关于货币的历史书，很有意思，怎么也没想到其实历史上的皇帝和国王最操心的事情是怎么弄钱。其实他们很缺钱，一直很缺钱，历史其实也是他们如何弄钱的历史，成功的、失败的，各种弄钱的方式中，现代金融制度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极为重要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发展的好不好很重要一点是能不能用更多的资源，把别人的资源、未来的资源用到最具生产潜力的部门，时空的维度就这样，而这一点资本市场确实可以帮助解决。资本市场可以创造价格革命，完成资源分配，把钱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去。资本市场开始的时候是工具，后来也成了主人，自己就能发号施令，资本的威力源于无孔不入，可怕之处也是无孔不入。fb的前员工弗朗西斯·豪根的材料显示，fb的管理层在选择点击率上升和可见的负面效应之间，最后总是选择了点击率，当然以很好的名义，增加沟通的自由是有益的，其实点击率后面是广告费。当然广告费背后是投资人不断增长的要求，罪恶的源头哈，这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则。

纸币是一个对人类很重要的发明，重要程度极高，只有纸币才能顺畅的完成用别人的钱、用未来的钱办事情，金银很难做到这一点，现货创造的信用有限，纸币可堪此大任。人类开始起飞是开始于信用的创造，信用创造就是解决了用未来的钱、别人的钱的问题，超越当下的能量。但是就和历史上大量的奴隶和主人的互换一样，资本先是奴隶，后来成了主人，纸币一段时间内就是财富，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发钞的自由。

货币作用很大，在电影《血战湘江》中，毛主席先在湘江渡口不远的地方终于说服博古放弃那些从根据地带来的辎重，以加快进程，但留下印钞机，最后在渡口边上因为情况紧急才放弃了印钞机，钞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纸币是个大发明，好处是摆脱贵金属的限制，坏处是人类自律的有限会体现出来，容易滥发纸币，纸币的不中性，带来财富的不均衡远超一般。如果能发钱就增加财富，有这样的好事，谁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我们在羡慕铸币税的同时，其实铸币税也在毁灭自己，因为这个好处在当期，坏处在远处，并且会上瘾，一旦上手就停不下来，最后信用崩溃。美国并不存在通过国内发货币贬值来赖账的可能，因为货币的非中性，如果滥发货币随后一定是贫富差距极化，最后还是崩溃。美元的过度发行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由于货币的非中性，那么很快就会体现在内部的掠夺上，就和历史上诸多的滥发货币一样，带来灾难。由于美元是全球货币，美国滥发货币的成本很大一部分由非本国居民分担了，本来三亿多人的内部矛盾转移到了70亿人的范围内分担，这样会极大缓解三亿人的压力。同样的货币数量，在全球经济体内循环，虚高了购买力，缓解了美国的通胀压力，本来应该更加剧烈的国内财富分配效应也被缓解很多。但是这也更具有欺骗性，以为多发一点也没事，上一次的考验是美国放弃金本位，看似度过了一次难关，并打开无拘无束发钞的大门，同时也是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没有约束会带来更加的不节制，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按照耶伦的说法后面过度发行货币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这是美国维持其表面高水平生活的成本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成本是美元在别人手中，现在是缓解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因为美元的信用，但是如果有一天信用开始减损，这些美元被追索变成实际的购买力，那么可能会变成美国的压力，现在这一进程因为全球化而延后了。所以保持美元的信用很重要，美国保持自己一股独大的背后经济利益极大。美国一股独大的根本是保持自己对复杂、高级产品的相对垄断，而这既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对手的进步速度，因此，世界进入某种程度的动荡期是确定的。对我们的愿景而言，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进步，我们的谈判力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防止被讹诈最好的方法是自己也有。

货币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交易用的，后来变成了财富的符号，但是实际上货币不是财富，隐含的生产能力才是财富，这和个体不一样。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股票投资会怎样？未来世界比以前动荡的概率是上升的，中国的宏观稳定可能是稀缺的；中国和美国都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这两个地方依然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增长贡献者估计不会改变；中国企业和居民储蓄方式从地产转向金融资产是一个时代的贝塔，今年出现了历史上很少见的投资盈利效应不彰的时候，基金投资依然持续流入；具体的机会按照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假设，结构性增长点已经明确，困难是考虑价格以后就很难选择，市场聚焦的行业外是挡不住的专精特新的涌现。

对疫情的交易明年可能会有很多变化，以前是交易疫情不止，刺激不止，现在可能是疫情不止，刺激没了，但是通胀压力不小，被迫逐步收紧；或者是疫情逐步缓解，通胀压力下收紧。中国的节奏会有所不同，中国明年会对增长有所追求，今年宏观杠杆率有所下降，我们有刺激的空间，不过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总框架下也有限。

互联网野蛮生长时代过去了，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它对我们的帮助和资本市场的激励一样重要，部分的弥补了信息收集和激励机制的问题，能够让我们的初心最大化发挥它的效应。

我们面临什么风险？短的是地产见顶，一个高杠杆的行业繁荣了几十年，我们没有预见到它会繁荣几十年，我们也没有能力预见接下来会怎样，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风险，要在房住不炒和不能回落太快之间找平衡；长的是人口问题，数量和结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个长期工程。

利益和观念，利益和观念是影响社会运行的两个重要因素，利益很好理解，观念其实是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的冲击而改变的，美洲金银对西欧社会的冲击短时间就完成了。相对价格可以来自外部冲击，也可以来自内部有意识的引导，价格包括货币上的和荣誉上的，比如小鲜肉的价格对于大众价值取向可以有很大影响，张桂梅校长的事迹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让什么多“出镜”、让什么“价格”上升对于观念的塑造很重要。

对于投资本身而言，很值得讨论的是投资界对于投资理论的反思，木头姐和bg的安德森们从结果来看，他们从极度非均衡增长的市场中集中押注获得巨大成功，引发均值回归还有没有的思考。所有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从出生于大萧条时代的价值投资，再到费雪的成长股，那是信心恢复的年代；再到宏观对冲，那是布雷登森林体系以后没有锚的混乱的年代；再到老巴的美国时代，消费为代表；然后是互联网、含硅量不断上升、智能化的时代。和以往相比增长的非均衡性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利率之低、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很罕见的。增长有限，重点押注于有限的增长甚至到了可以不问价格的地步应该是有时代背景的，但是就和中国今年很多行业发生的变化一样，很多增长并不一定是持续的，背后是fb、苹果这些公司对于原先社会结构挑战的边界。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来决策，他们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来衡量，但是社会有多少的忍耐度确实不是没有变数。几家公司市值占到gdp的将近一半意味着什么，那是社会的重构，不知道大众准备好了没有，全世界的70多亿人或者某个国家的全体的努力就是为了把几个公司的市值拱上去一定不是大家想要的。特斯拉的创新看起来是无害的，但是智能驾驶大概率最后就是一个标配，不能卖钱，因为这是一个工程问题，最后的差异很小，就和车都有方向盘一样，方向盘卖不了钱；先发者有一段甜蜜期，后面中国的工程师马上赶到。同时汽车至少到现在还是一个品牌分散的市场，看起来很传统的理想也能卖到上万，触达自己的那一部分用户。高估值长期看为什么风险高，因为企业不存在静态的护城河，只有动态的创新带来的阶段性优势；以前我们已经习惯去找静态的护城河，后来发现不对，这些科技公司教会了我们要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高估值最后还是隐含永恒或者很长远，这个非常不容易。

回顾历史，对错确实不够用，有很多偶然，对于经济发展如果有经验的话，最大限度的调动各种积极性应该是最重要的了；同时各种积极性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最大限度是个很难的事情；另外对于各种冲击要积极乐观面对，因为冲击是提示有矛盾、有机会，革新的机会。以强者为中心的丛林法则对于创新可能是有利的，我们失去一些创新的点，规模可以弥补一些，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开放可以弥补先发上的一些不足。善因恶果、恶因善果，事物的发展走到自己的对立面是常有的事，不断推陈出新是最困难和痛苦的，唯有把自己开放到市场和竞争中，不断接受外部冲击和洗礼，才能更好地触发推陈出新，获得新生的喜悦；开放的永恒价值就在于此。

我在写下这份阅读备忘录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为了文字的需要，有些地方并不能准确表达想要表达的，那么我的阅读中是否也受到了类似的污染。文字被发明的时候是用来表达的，后来文字自己也有了生命，怎么样不抽象不类比的准确表达，少用工具，因为工具很容易成为主人，工具成为主人有普遍性，宗教、资本、文字、观念都是。

尽管未来都是类似无人区，但我们一直work hard，也一直做hard work，前者创造财富，后者防止固化，保持开放。我对依然勇于自我变革的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期待奇迹降临在我们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