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 时运变迁 -凯发k8官网

历史远未终结，

因缘际会，

适逢赶上这边好时光。

从年初的老虎吃人，有人打出老虎永垂不朽；到疯掉的比特币，你说比特币就是泡沫，可能会被认为无知或者不支持科技；还有冬天里好的惊人的北京空气......现在的一年抵上过去无数年，好的、坏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浓缩地呈现着，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了主要矛盾不再是生产不足的年代。

不平衡不充分是世界性的，夸张的动辄枪声阵阵，轻的也到处是对立割裂，现在的世界好好说话、有效的沟通协调已经成了奢侈品。

以前我们在村里，“报纸上说的”就是争论的终点了；后来我们知道报纸上说的也不一定对，再后来有了网络，信息多了，每个人都成了专家；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得出更多的正确，似乎并不是等号的关系。

早上起来，打开电脑，有一个泰国的广告视频《这个泰国广告发人深省：那些键盘侠不会在乎的真相》，挺有意思，题记是“不能仅仅用你所看到的画面作为评判依据，开动你的脑子，用智慧看见没有看见的事”，片中有个打抱不平的买菜者把老板娘砸秤的手机视频上传到网上，但是实际上是那个摊贩的秤有问题，老板娘在主持公道，那边网上讨伐老板娘的已经骂声一片，看官在接触到更多信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做出更加有效地了解真相？这还真是个问题。以前媒体编辑决定我们读到什么，编辑相当于是村长，上传下达，把他认为对的让我们知道，理想的村长应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一定的担当，但村长是不是称职是个问题。现在谁都是编辑，信息公平的同时，混乱也是孪生的。

吕氏春秋记载，孔子穷困于陈蔡之间的地方，饭菜皆无，七日未吃过米了。孔子白天睡在那里，颜回讨米，讨到后做饭，差不多熟了，孔子望见颜回从锅里弄饭吃。一会儿饭熟了，颜回去叫孔子过去吃饭，孔子假装刚刚什么都没看见，起身讽刺颜回道：“刚刚梦见先人，我自己吃干净的饭，却用剩饭给他们吃。”颜回对曰：“不是那个样子的，有煤灰掉到锅里，丢掉了可惜，就弄（带煤灰的米）出来吃了。”孔子知道自己误会颜回了，叹息道：“人相信的都是眼睛看到的，但是眼睛看到的却不可信；人依赖的是自己的心，但是心也是不可以依赖的。弟子记住，知人非常难。”

“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的典故提示我们所见即所得的局限。

有效沟通，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你我。

现在一个普遍的情况是，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过各种生产关系的调整速度，生产关系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沟通协调系统，是一个慢变量。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个挑战，类似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可以解决“曲率驱动”的宇宙飞船的制造，但是人类的沟通协调水平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公平问题，最后是由公众意愿下的程心们而不是维德们把人类带入窘境。相对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沟通协调系统的创新可能是一个更加宏大而困难的议题，希望能够在自由的混乱和三体中的面壁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折中。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分工为前提的，分工、协作和交易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好处不必多说，不过社会分工的基础，有点类似背靠背，如果社会一旦开始不再相互信任，那就完了。分工以后每个人掌握的知识都是局部的，都依赖于对方的知识，分工进一步的推进，专有知识会越来越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局外人不要说认知，评估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么互相的沟通就会成为问题，但是有些时候还是必须要沟通并决定，类似要不要造曲率驱动的飞船，即便沟通的问题可能还是普通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论据已经是非常专业了，当年希腊的公民大会，大家都要参与，那时的证据相对大家还算通俗易懂，按照常识判断更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苏格拉底干掉了。

沟通协调还有一种常见的解决方式是用类比、故事等来替代，这会导致一些会讲故事的人、能够沟通的人的价值体现出来，但是任何故事和比喻都是有偏差的，大多数声音大的发言者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并不是另外一方面的专家，不过由于光环效应，他们也会大声发言，并获得粉丝的认同，比如很多大v可能会以为自己也懂存储知识，但实际上在很多议题上可能他和我们一样其实不懂。

作为投资者，我们会尝试用一个投资者的知识体系来解释类比我们世界的很多事情。很显然，用自己相对熟悉的知识去理解自己知之甚少的东西，做好出错的准备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么准备的；譬喻是认知很有用的一种方便，但任何类比譬喻方便都是蹩脚的。从投资者的角度，企业价值评估、宗教和游戏看似毫无相关的三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可以分为现有业务价值和未来业务价值，前者相对容易评估，后者变量较多假设较多，并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各个交易者基于自己的假设在交易未来业务价值的不确定性；多数宗教引入来世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造，按照贴现的观点，来世价值足够大，贴现回来还是一个很大的值，所以对现世的行为有足够的约束力，主要宗教都产生在人类相对困顿的时候，由于设计出存在巨大的未来，可以大幅缓解现实的苦难，并且可以感召、约束人们为未来潜在的美好来世做出不懈的功德。马丁路德的新教直接把现世的创造财富和荣耀上帝挂钩就更加厉害了，相当于现有业务好，来世也会很好，这些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并且宗教都引入了地狱的概念，相当于资本主义有破产制度类似的惩戒机制。基督教内部无意中荫护了古希腊思辨科学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重现光明，为西方世界的发展也是无心插柳的一个成果，和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意外惊喜也很类似。尽管佛教基本上是一种非神论的宗教，和现代的思想更加契合，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达到彼岸，他没有太多征服者的想法，更多是向内的修为；但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这种设定并不利于推广，在企业界，更加有效的推广方式是类传销，如果一种产品很好，但是消费者之间难以形成利益、话题纽带，反而对推广是不利的，酒好也怕巷子深是大量存在的，类比公司运营，佛教的小众也预定的。现在再拿游戏娱乐和宗教类比，沉潜式的体验、消耗时间、自我释放、虚拟世界给人以稳定的力量，这些都是很相像的，有很大的替代性。

任何类比都是蹩脚的，但这就是大家重要的认知模式，甚至可能是主要的模式，谬误就在所难免了，分工体系下公众话题的讨论的困难更在于此。股票市场就是通过不断交易来实现的，不断证伪证实，不断根据新信息修正概率来实现接近真实，这就是市场用自己的谦虚来实现了对现实的认知，这可能就是市场最伟大最神奇的地方吧。

分工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分工可以增进总福利，但是他不负责解决分配。基于比较优势分工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推导出总福利的增加，但是解决不了分配的问题，铁锈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华尔街的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不同甚至相反都是必然的，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共享机制，那么社会就是分裂的。

因此扶贫制度对于分工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补丁，是沟通协调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最近有很多企业家开始高调扶贫，不管高调低调，面包师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大众提供好的面包的，只要他们认为过于不平衡的社会会冲击他们创富的社会条件，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即便努力的动机还是自利，那也是一种比较高尚的自利。纯粹的高尚是很珍贵罕见的，大多背后都裹挟着利益的诉求。我们的省际扶贫，还有5年3000万套的棚改（受惠人口可能近亿），都是命运共同体一个重要粘接剂，不知道纽约人加州人有没有救助铁锈地区人民的机制，伦敦人有没有救助曼彻斯特人的机制。

现在的生产组织模式的另外一个弊端是容易开启喂养模式，以前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编辑导演负责把一下关，负责我们看什么，对比我们可以自己寻找信息，我们的自由意志似乎起作用了。以前街坊邻里家长里短，到后来的城市化下公寓楼里的少往来，再到互联网世界里按照某一共同爱好聚集在一起的“部落”，我们越来越按照不同的标签划分在不同的“群”。很快我们的自由意志在信息的海洋中就疲倦了，机器也似乎知道了我们喜欢看啥，然后就自动给我们推送，我们每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起来信息很多，但实际上我们主动把自己或者被动地困在信息孤岛上，不断同义反复，不管你喜欢看美女帅哥，股票小道消息、还是国家大事、还是心灵鸡汤、或者祖传秘方，或者揭露黑幕还是脑袋急转弯，都是你最喜欢的，但是你就很容易在你熟悉的地方呆着，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以为这就是世界的中心。其实你是被喂养了，是一种娱乐至死，自由意志在自由中自愿放弃了。有点被动的自我中心化也增加了沟通协调的成本。

如果在未来的智能时代，1%的人工作就可以让全人类过上幸福生活，主要矛盾完全不再是生产的不足，那么在这转换过程中，为提高效率而设计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相对优越性可能就会急剧下降，中间沟通协调的摩擦成本可能超乎想象，为效率而生的制度一直会受到不平衡的掣肘，体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分裂，现实似乎正在上演。

现在产生信息的速度太快，以至于你都很难想起今年从头到尾都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因为信息产生太快，每年都有很多重要事件发生，看起来每一年都很不平凡。2017年也是这样，作为一个投资者，对以下变化感触颇深：

16年以来股票市场波动显著下降，大约只有600多家公司上涨，大多数公司下跌，在整体市场非常平稳下面，波涛汹涌，中证100上涨三成，中证1000下跌17%左右；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在三分之一左右，全球重新关注中国模式；全球经济也出现集体性的复苏，日经指数创出92年以来的新高，美国主要指数上涨都在2成以上，已经高出07年高点70%左右；德国指数大约也已经超越07年顶峰60%以上，法国大约只剩下07年顶峰位置的90%左右，英国比07年顶峰上涨了15%左右，西班牙只剩下当时的6成，希腊只剩下当时的15%左右。

经济和资本市场上发生的诸多事情，冲击了很多传统的经济观、市场观，很多东西正在重写。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已经停滞的观点显然已经有点对不上；10年的角度，经济体之间的赢家输家似乎也已经很清楚；从中美市场内部看强者恒强，剩者为王的迹象极其强烈，少数大公司的大幅上涨贡献了指数上涨的大部分。和以前的复苏不太一样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经济的好转，不平衡是在扩大。

10年的时间在经济发展史上显然不算长，但是经济体之间巨大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站在更长的视野下看，美国是过去200年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体，中国是过去30多年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但是两个经济体的很多制度其实相差很大。同时也有很多国家是采取了更加类似美国的经济制度，但是效果差异不小，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倾向于认同只有一种模式可以走通，但是现在在现实面前很多人也在探索是否真的只有一条路。对于中国路线的质疑从来都不缺，但是似乎现在为止都是错的，但是大家常会说只是延后了，变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假说。

好比登山，你可以从南坡登顶，别人可以从北坡登顶，南坡的人说北坡的人傻或者反过来可能都不一定对，有人耐力好可以从缓坡慢慢上去，有人爆发力好可以设计另外一条道路，最后能不能登顶，除了基本素质，更多的可能是意愿。需要承认不同国家的人对于发展经济愿意付出的努力的意愿是有很大差异的；感觉中国和美国的制度设计有一点是类似的，认同社会要努力保证大家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欧洲已经达到更高层次，认同社会要保证大家有享有幸福的权利；而很多地方对于追求世俗的成功的努力并不怎么上心。微观上同样是很好学校毕业的同学，素质都差不多，多年以后的差别大概主要可以归因于自我驱动的意愿不同。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质疑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用了半个多世纪把西方世界三百多年从蒸汽机到智能时代的路跑了七七八八，我们是跑，他们是走过来，用走的姿势来看我们的跑，我们的跑姿确实是可能不太优美。其实我们的路大致上还是可以用一般的原理解释。首先是全球化的红利，直接让我们作为后发者掉到了知识的海洋里，掉到巨大的市场中，其次是我们自己有资本又很努力。全球化的红利对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有利条件，但是利用得更好，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造化了。用一个种地的朴素的比喻可以大致说清楚中国的奇迹，一块地的产出通常和人力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投入有关系，两个人种通常产出就应该比一个人种产出要高一点，有资本的投入比如用拖拉机就比用锄头产出会高一点，有科研投入比如用了转基因种子，产出也会高一点，再加上基本上产出再多国际市场都消纳了，其实中国的奇迹大概也是如此，中国先是有人，巨大的人口红利不用多说了，差异在于对于未来人口红利的判断，很多人说人口红利结束了，这个表达并不准确的，其实是人口红利的峰值过去了，接下来会非常缓慢的降低。根据彭文生的研究，现在25-64岁之间的生产人口比消费人口是1.36，到2030年还有1.2，还是人口红利的状态，只是红利在慢慢降低。但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素质提高了很多，1996年，大专以上人口只有2%，2010年有9%，现在就更多了，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正在由农民工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变，每年700-800万的大学生毕业是我们巨大的资本，现在大量公司的中坚力量只有30岁出头，而他们的国际同行很多已经鬓角发白。

其次是资本的投入。投资需要资本，资本要么来自储蓄要么来自借贷，中国的高储蓄是解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打个比方，一桌人在打牌，如果有人钱很长，可以不断重新回到牌桌上，理论上牌桌上的钱会归集到那个持续留在桌边的人，这就是高储蓄的好处。中国储蓄占全球将近一半，储蓄率现在还有40-50%，这意味着，生产1元钱，可以拿四五毛钱去投资去冒险。美国的储蓄率不超过10%，高投资一定要依赖外部资本的输入。首先是要不要搞投资的问题，先打一个微观的比方，长期来看，买一些固收类产品的收益一定是大幅低于权益类产品的收益的。对于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你把钱借给别国去投资高科技、创业，长期来看远远不如自己大搞投资，因此高投资不但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第二是投资主体的问题，在国企和民企之间纠结，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的高效是已经证明了的，不过从世界其他国家最近不断因为公平问题出状况来看，我们可能低估了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益，我们只看到了他们的经济效益，没有看到他们在维持社会公平和稳定上的贡献。按照张五常的解释县长之间的互相竞争是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其实企业家之间的市场竞争机制是通过利润指标来实现，而市长县长之间相互竞争gdp就如同另外一波企业家竞争收入一样，收入和利润的重叠度并不低。

另外关于投入产出，有人认为中国的投资效率过去几年急剧下降，过去几年我们本身就是处于调整中，类似一个人处于一个生病的状态，产出本来就不正常，算出来的产出数本身就不是常态，低估可能很大，同时投入的货币因为脱实向虚也是不正常的大，一来一去就得出了很悲观的看法，直接得出宏观杠杆率会自我生长的结论就会有问题。

同时中国高储蓄是有较强持续性的，中国的高储蓄是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是人口红利，第二是城市化，中国是城市化和人口红利比较罕见地一起出现，像日本和美国是城市化70%以后人口红利才开始出来，我们是城市化30%多（现在57%左右），就开始有人口红利，所以储蓄率就很高。还有一个是人为的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如果生两个孩子，储蓄会少很多，一个孩子储蓄肯定高一些。

科技方面，大家常说中国原创力不够，这并不准确。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人在《自然》、《细胞》等杂志发篇文章，恨不得举国欢庆，现在简直就跟有外挂一样，顶级杂志的论文量是批量的；日本有研究表明，中国现在每年的科研投入是38万亿日元，美国是46万亿日元，日本18-19万亿日元，10多年前我们只有5万亿日元。宏观上一定要相信，有投入就一定会有产出，现在大家仰慕的华为就是长期高投入以后高产出的例子。另外如果市场每年ipo600家成为常态，就会激励各类风投去投资无数各个阶段的创业公司，也会对创新带来非常大的推动。过去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变快了。如果把科技对社会的推动分成两个阶段，从0到1、1到n的话，1到n阶段中国做得非常好，有非常大的规模优势，以前说中国0到1做得不好，但现在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上个月硅谷的研究，这个月可能中关村就在琢磨了，过去说不定要隔两三年才能传过来。

有人、有钱、有技术并且有巨大的基地市场，巨大的基地市场对于企业和国家都很重要，历史上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英国等都曾经是世界的主角，但都是阶段性的，中国高效的高铁网络和互联网络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统一市场的优势。同时我们还有强大的实施主体，17年上市公司剔除20多家金融企业和三桶油，盈利前50的公司都在50亿以上，还不算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和非上市公司，50多亿的盈利意味着巨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考虑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实际投资能力可能更大，比如外资药企开发一个新药可能需要10多亿美元，中国开发一个类似的药，投入可能就在10亿人民币左右，中国公司相应的投资能力是很惊人的，相对比而言日本即便考虑金融企业，盈利在2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也就在20家左右；全世界没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未来作为投资人在中国是幸运的。

从长期来看，有一些力量是会自我生长的，会自我正循环，为什么以前我们走得这么辛苦，现在忽然开挂了？过去近40年，农村改革开始，效率提高就会有剩余，接下去就会出现乡镇企业，就会产生对交易、市场的需求，就会影响原先的国有体系，不断改革进一步提升体系的效率，同时全球化接纳了我们迸发出来的能量，并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同时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一起富裕的命题始终关注。除了以上一些显性的因素共振以外，可能也和我们的一些传统相关，比如我们对于教育近乎偏执的投入，以及一直以来我们传统中崇尚通过自己努力追求幸福和相关的路径安排等等。

那么类似货币政策之类的重要么，长期来看可能是没那么重要的，但是短期很重要（尤其是金融机构本身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波动），起的作用就是类似画一个饼，在困难的时候重新唤起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唤起动物精神，但是中国还有另外一套中央分配资源的行政体系，部分替代了这些政策的作用，使得纯粹的出清变得不再是必须的。比如08年金融危机，我们的4万亿以及配套的金融机构的放贷，直接越过了其他国家先出清，再在宽松政策刺激下复苏的路子，我们在托底成功以后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以及后面的供给侧改革来实现实业界的出清。因此，过去大家按照一般的节奏来评估我们，总是踩不准。在一个强有力的家长存在的情况下，兄弟之间的债务过去都不是事，从来没有出现过非要某一个成员破产，经济才能重生的情况，至今为止家长仍保持了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比如最近让“居民部门”这个儿子上去帮助“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儿子分担了一部分负担。不过就跟像我们公司宏观分析师李中海提醒的那样，以前我们是一个小伙子，过去三十年是一路奇迹过来，是在非常好的一路向上的大环境下做到这些的，未来是不是依然如此确实不确定。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在过去中等收入陷阱、黑天鹅、出清等概念在中国只停留在字面上，没有现实的基础。现在流行灰犀牛，如果说中国真有灰犀牛，只有一个——不太可逆的人口结构，如果技术进步没有那么快，不能弥补未来老年化的人力资本缺口，会是一个看得见而又无能为力的问题。

投资是一门科学，因为有套利机制，同时也是一门社会学。科学的认知相对是绝对性的，对错比较分明，虽然科学认知也在不断发展，但是某一阶段大家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但是社会学他就更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不断演变的。

一种学说假设的约束条件会变，比如企业和市场的边界，交易费用会随着信息成本变，企业组织的管理边界会移动，企业就可能从小而美变成大而美，从大而不能倒也可能会变成大而不会倒或者很难倒，人类即将见到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大有大的罪恶，但是他们也确实在代表人类在发现未来，有使命感地代表人类去探索，这些大公司和世界的关系是另外一个需要沟通的事情，（比如苹果现在还自认为从来没有采取任何缩短任何苹果产品寿命的行为，全世界可能就他自己这么认为，他估计甚至还想说我都是为你好，如果他们可以公然侮辱全人类的智商，还没有办法约束，那就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事情）。人类组织生产的方式也会变，从开始的狩猎、工商业小作坊，到家族式企业，社会化企业，都和当时的市场条件有关系，香港在纠结几年以后终于推出不同投票权的架构（我们刚刚才历史性地实现了ipo的正常化）。

一种政策或者制度的适应能力也会变，赵匡胤看到藩镇割据的坏处而杯酒释兵权，开启文人治国，没想到埋下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根子；明朝朱元璋给亲朋好友的免税政策，几朝以后加上土地兼并，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税负远超承受能力，只能到处造反；清朝政府看到人头税的坏处，摊丁入户，促进了发展，但是没想到人口迅速从1亿增长到4亿，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又成为一个新的人地制约。很难看出有啥什么制度是一劳永逸的，也几乎没有什么具体是永远对的，通常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产生问题的过程，孕育发展衰弱的不断嵌套；如果有的话就是人类至今一直在发展中，顺应发展就是永远的。

福山说历史的终结，现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历史远未终结，他们自己的内部也远未终结，外面还在探索其他可能，现在看似乎走的也不错。世界仍在快速变化，世界也不是单线程的，更可能是你从南坡可以登上顶峰，我从北边也有机会。社会学多是基于当时的冲击来解释现实，但是现实是演变的，简单归约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可能都来自非洲，但是长期的演化，区别已经很大，目标都是那个山峰，但是道路或不同。

就股票市场而言，现在是这么多年以来最正常的时候。以前在a股市场挣钱有两类人，一是找一家大股东和管理层确实兢兢业业做事的公司，他们把公司做大做强，中小股东跟着赚钱；二是大股东把中小股东当成博弈对象，当韭菜割，14-16年全市场市值后1000名公司，通过定增等方式，从市场融资近6000亿（部分是大股东认购），分红仅500亿，大股东减持将近1000亿，这显然存在过度激励了。从去年到今年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后，比如规范融资、退市制度、减持制度、ipo正常化等，把第二条路基本堵死了。现在的资本市场鼓励大家一起把上市公司做大做强，这是真正的脱虚向实，长期来看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大获其利。时代变了，不要再在没有价值的公司和事情上浪费时间了。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由于技术的发展，通路的畅通，越来越规范的经营环境等，原先就规范运作的优秀公司的竞争力不可逆的提升，自由竞争已经过渡到寡头垄断竞争（相对于无序的竞争，大家都没有利润投资未来，这并不一定是一种不好的安排），结合新增资金的偏好，整体上加快了原先不太合理的股价结构调整，优质优价，在去杠杆、脱虚向实的大背景下这也是不可逆的，流动性溢价和折价随后可能见到。

剩者为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在变得更加规范、市场化：

去年的这个时候，市场对经济的看法并没有形成共识，在对经济谨慎的看法下股价有所打折，同时剩者为王也未成为共识，良币驱逐劣币尚未大规模展开，优秀公司也有所打折，这些折扣现在基本没有了，所以未来还是要靠企业创造的未来挣钱，同时全球金融环境在收缩，股债的相对吸引力在发生变化，收益预期应该下降，短期有些状况需要应对，但是拉长时间看我们可能处于一个宏大叙事的开端。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从以投资驱动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切换到更加有韧性的消费驱动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并伴随着工业升级、城市化深化（大城市圈）和科技上在某些领域的逐步引领。

中海说认为2018年是一个试金石，测试全球经济撤掉刺激的拐杖，尤其是中国的扩张政策以后，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不论中国还是世界经济，都将见分晓，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是对未来预期的关键点。我们倾向于认为有机会见到偏乐观的结果。

长期来看，时运变迁，我们处于一个有利因素共振的年代，短期对于过去几年的金融脱实向虚的拨乱反正会对市场有所影响，有时候阶段性影响可能还不小，但是防风险是三年的工作的基调下，没有大拐弯的风险，在众多优秀企业喷薄而出的大背景下，投资中国的投资者会有一种生逢其时的幸运感，赶上了从追赶到逐步开始在部分领域开始超越的美好时光。

今年看了《战狼2》、《冈仁波齐》、《敦刻尔克》，还有今天的《芳华》，去了大美南疆、历史的耶路撒冷，还有年轻的越南；其实只有一种乐观主义：面对生活的真实，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

胡建平

2017年12月24日